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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老人的精神回望

时间:2018-11-19 17:29来源:《集藏天地》13辑 作者:李亚雄
黄元裕老先生,就是一位年届86岁的老前辈。1933年出生,1949年6月入伍,1954年保送北京大学读书,1963年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史研究所工作,1965年回常州

     在我脑海里,经常会浮现一个经典画面:师徒二人,席地而坐,一老一少,四目相对。一个正襟危坐,侃侃而谈;一个毕恭毕敬,洗耳恭听。老者气定神闲,启迪智慧;少者频频称额,时有开悟。

     如果这在画家笔下,情景会更具象:一个高僧面对一个小弥沙。作为背景,画家还会补上清烟缕缕,横枝几株。如果要落个题款,通常会写下“师承”“训导”,或其他什么。

     当然,这是画家的意境。日常生活中的“承”和“训”,自然不会如此诗意,它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身边某人,讨论的亦或是一个具体、惯常、实在、有指向、有寓意的话题。

     因为工作关系,浮想上述情景时,我时常会把“老者”替换成一位史志工作前辈,将“年少者”想象成自己或者我的同事。其中意犹未尽的话题,自然逃不过史志人苦苦探求的“有关一个城市深藏3200年甚至更久的人文密码和历史谜底”;最终点拨和开悟的,或许就是揭开这些密码和谜底的独门工具与方法……

    阅历不同,话题各异。有时,我会进而想象:假如眼前的老者竟是一位86岁高龄的前辈——他已拂去人世间所有无谓的藤蔓枝桠,他已站在时光隧道的另一端——他再回首时,且面对一群年轻后辈,他又会说些什么呢?

     黄元裕老先生,就是一位年届86岁的老前辈。1933年出生,1949年6月入伍,1954年保送北京大学读书,1963年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史研究所工作,1965年回常州、在大中型印染厂任党委书记,1981年进机关从事和主持党史地方志工作、担任领导职务,1996年离休。之后,离而不休,担任了常州市文博鉴赏学会副主席等职务,发挥余热。

     作为前辈,他经历丰富。县属单位3年、调干读书9年、中科部门2年、工厂生涯16年、史志工作16年、离休至今22年;他文章和著作丰硕,出版过多部个人著作,总字数超过150万字。他组织参与编纂的首轮《常州市志》,是常州有史以来第27部地方郡府志,曾获江苏省社科成果奖。

     黄老先生有经历,也有学问。工作之余,他研究不断、思考不停、写作不缀。2010年,在他离休后的第14个年头,他把自1981年以来在全国和省、市刊物上发表的139篇有关党史地方志的研究文章结集成书,出版了字数达70万字的《编史修志文集(上、下册)》。当年,他77岁,已近耄耋之年。

     与此同时,他又把1996年离休后所参与的公益讲座、党刊发行等社会公益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102篇文章汇编成集,出版了他的第2部个人著作,并定名为《夕阳尽情洒余辉》,一写又是40多万字。

     2011年,在“余辉尽洒”的次年。不肯停步的他,又“再接再厉”完成了离休后的第3部个人著作——一部自传式的纪实著作《四十七年的经历与往事》。这本书又是洋洋洒洒40万字。“日落红霞尚满天”。用他的话,他始终“离而不休,前行回望”。

     前几天,黄老先生来我办公室。他说他即将出版离休后的第4部著作。这回他的书名更直白,就是《离而不休》。我好奇,他这回会写什么呢?也即一位86岁的老人,在回望过他的“学问”、他的“经历”、他的“余辉”,以及离休后的公益情怀,且已写成了3部著作、文字量已超过150万字以后,他还想对我、对我们后辈,再说些什么呢?

     我很好奇!

     一只揉皱了的A4牛皮纸文件袋,就放在我的手边。里面厚厚一叠文章,有打印的、有手写的、有复印的。手写的钢笔字,字迹已明显哆嗦,但篇章目录依然列得非常清晰:第一编:险情;第二编:难题;第三编……

     新书写“险情”?写“难题”?

     是的,在可选的无数话题中,他真真切切地选择了它们。

     翻阅“险情编”。他叙述了1949年以来70年间的16次险情遭遇。包括1949年险些被手枪走火击中,1969年“文革”武斗险中暗枪,以及离休后在桥上、路中、车上、家里、广场的14次险情迭生的摔跌。他用了“跌、翻、甩、摔、绊、趴”等多种动词,更用了“死跟头”“闷土地”“坐蹲功”等常州味很浓的形象俗语。我理解,他“絮絮叨叨”用一本书来回望人生的那些“险情”——那些生命不能承受,尤其是年老者“一次都不能承受”的险情——或许就为感念一句话:命,往往都是捡来的;人生的一切,只有存在于生命之中,才能灿烂于生命之外。

     翻阅“难题编”。他又用相当的篇幅回望了年轻时“熬夜的后果”和年老时“耳朵失听的痛苦”。他说,年轻时是“开夜车的老祖宗”,如果按实际工作时间计算,他的年龄可多算10岁。他在另一篇“耳朵失听”的文章里说,“耳朵是思维的大门”,而10年来,失听的耳朵让他关上了思维的半扇大门……自然,他也说,这些也都成为年老时诸多病症和痛苦的根源。

     平心而论,黄老先生在86岁的年龄段,写这样的文章、出版这样的书籍,我是吃惊的。按常理,我会设想“更高大、更深刻”的新书选题,在大选题下,也会选录更诗性、更睿智的文章。类似王蒙晚年的《我的人生哲学》、周有光晚年的《晚年所思》。因为以他的年龄、阅历、知识和积累,他完全可以写出箴言式的哲思随笔,给年轻人“神灯一般”的指引和启迪。然而恰恰相反,他选择了琐碎、选择了内视、选择了“险情”“难题”这样惯常的生活话题。我理解:一个年届86岁、一个真正进入“精神生活”的老人,他已无须再在人前炫耀他既往的经历与辉煌,他也已无须再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硬塞给别人作为年轻人的新教条。一个更睿智的老人,恰恰应该在自己的“精神生活”里,随性随意地捡拾、逗留和回望,在一次次奇缘与奇遇、化险与遇险中感谢生命的神奇和造化,并且通过自己亲切和精短的文字,验证一组简单而深刻的道理:“命,有时是捡来的”“捡来的生命更珍贵”!

     我们都愿意默坐在尊长的面前,聆听饱含生命真谛和自然真义的教诲。但如果我们也有一些年岁、自身也积累了一点阅历,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人生终究归位于平常、平淡和平凡,如果我们也能同理同心地感知他人所体验的生命造化,特别是我们如果可以选择,我想,我们会更愿意听听生命和生活自然流淌的平常声音,听一位老人有关“精神回望”的津津乐道。(文/李亚雄) 

(责任编辑:DY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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