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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儒释道之争

时间:2011-06-05 13:26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
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,是儒、释、道三教鼎立的时期,它们互相斗争而又互相融合、互相对立而又互相渗透。在这个过程中,三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

        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,是儒、释、道三教鼎立的时期,它们互相斗争而又互相融合、互相对立而又互相渗透。在这个过程中,三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
        两汉的学术思想,是儒、道两家思想的天下。而在儒教和道教的发展相对处于低潮的魏晋时期,释教有了较大的发展。东晋南朝佛教在帝王、贵族支持下,招纳了大量信徒,佛教的兴盛,引起了儒、佛、道之争。较大的论争有四次,即“沙门不敬王者之争”、“因果报应之争”、“夷夏之争”、“神不灭之争”。
        “沙门不敬王者之争”,发生在东晋成帝时期。成帝咸康五年(339),庾冰、何充辅政。第二年,庾冰代成帝拟写诏书:“令沙门跪拜王者”,要佛僧向君主行跪拜之礼。诏书发布后,何充激烈反对。何充信仰佛教,联合左右仆射集体上书“沙门不敬王者”,曰:佛教“五戒之禁,实助王化,贱昭昭之名行,贵冥冥之潜操,行德在于忘身,抱一心之清妙,今一令其拜,遂坏其法,令修善之俗,废于圣世,习俗生常,必有愁惧。”(《弘明集》卷十二《沙门不应尽敬表》)对于何充等大臣的上书,庾冰拒不接受。并再次为成帝下诏,强调分别尊卑是体国之大经,不宜“以殊俗参治,怪诞杂化”(《弘旺集》卷十二《重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》)何充等再作辩解,说不令致拜,于法无亏。经过反复争辩,沙门坚持不向皇帝跪拜致敬,庾冰也只能作罢。
        五十年后,东晋安帝隆安年间(397—401),桓玄一度专权,重申庾冰之议。要求佛僧向王上跪拜致敬。他说:“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,亦日用于理命,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,沾其惠而废其敬哉!既理所不容,亦情所不安。”(《弘明集》卷十二《与八座论沙门敬事书》)针对桓玄的意见,吏部尚书王谧、沙门慧远先后致书陈述佛僧不必跪拜王上的理由。王谧说:“今沙门虽意深于敬,不以形屈为礼迹”,(《弘明集》卷十二《王谧答桓太尉》)慧远说:“是故内乖灭属之重,而不违其孝,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。”(《弘明集》卷十二《慧远答桓太尉》)
        从上面的论争,我们可以看到争论的双方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。庾冰、桓玄站在儒教的立场认为向王上的跪拜之礼是对王上的恭敬,不行跪拜之礼便是“不敬”。因此,以儒教之礼节要求佛僧向王上行跪拜之礼,何充、王谧、慧远等佛教信徒,则认为行不行跪拜之礼只不过是个形式问题,敬上并不一定要行跪拜之礼,不行跪拜之礼并不就是对上不敬。两者在“敬王上”维护君主权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,是并不矛盾的。所以,通过争论,双方取得了谅解。桓玄篡权后,下了一个诏书,允许沙门不跪拜王者。诏书说:“佛法宏诞,所不能了,推其笃至之情,故宁与其敬耳。今事既在已,苟所不了,且当宁从其略,诸人勿复使礼也。”(《弘明集》卷十二《桓玄许沙门不致敬诏》)这样,东晋两次“沙门不敬王者之争”在儒佛两家共同维护君王权威的相互谅解声中结束。
        因果报应之争。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。它认为:“人死精神不灭,随复受形。生时所行善恶,皆有报应。故所贵行善修道,以炼精神而不已,以至无为,而得为佛也。”(袁宏《后汉记》卷十《孝明皇帝纪》)这段话是说人死后精神不灭,行善行恶,都有报应。要求人们生而行善,以求死后成佛。这与道教的主张不合。道教追求的是修炼成仙、长生不死。因果报应与儒家的善恶报应思想也不相同。儒、道两家纷纷斥责佛教的因果报应说。桓玄说:“先圣有言,未知生,焉知死,而令人一生之中,困苦形神,方求冥冥黄泉下福,皆是管见。”(《弘明集》卷十一桓玄《答远法师书》)大学者戴逵著《释疑论》从儒家的立场出发,用道家的“性命自然论”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,他与名僧慧远反复辩论。他说:“夫人资二仪之性以生,禀五常之气以育,性有修短之期,故有彭殇之殊;气有精粗之异,亦有贤愚之别,此自然之定理,不可移者也。”戴逵认为人有贤愚之分,寿命有长短之别,这里由自然禀性所决定的,并不是善恶积行所致。“善者自善,非先有其生;而后行善以致于善也;恶者自恶,非本分无恶,长而行恶而得于恶也。故知穷达、善恶、愚知、寿夭,无非分命。”(《弘明集卷二十戴逵《答周居士难释疑论》)著名数学家、天文学家何承天著《报应问》斥责佛教的果因报应说。佛教说杀生得恶报,为善得福应,他举个例子说:鹅吃青草,不吃有生命的动物,亦即“不杀生”,到头来却仍免不了被庖人宰杀;而燕子求食,非飞虫不吃,却得到人们的喜爱,让它在屋梁上做窠安居。于是,他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责问:何报应之有?并且由鹅燕推论:“群生万有,往往如之,是知杀生者无恶报,为福者无善应。”(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何承天《报应问》)何承天的《报应问》问倒了佛僧们,使他们难以解答。从而有力地批驳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。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年(433),有个和尚慧琳企图调和儒、释、道三家的矛盾。他写《黑白论》,说“六度(佛教的六种修行方法)与五教(儒家的五常)并行,信顺(指道)与慈悲(指佛)齐立。”(《宋书》卷九十七《天竺传》)。慧琳和尚也指责佛教以天堂地狱劝诱人们追求来生的福利,是以贪欲教化百姓。他认为侈谈天堂地狱、来生受报是无益的。作为一个和尚,发表这样的言论,必然遭到攻击。所以,他的《黑白论》一出,立即遭到佛僧们的围攻。 (责任编辑:人文常州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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