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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考古的成果来厘清春秋吴国历史

时间:2018-07-09 13:00来源:未知 作者:吴继周
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称之为文化。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里,吴文化熠熠生辉,别树一帜。

     近日常州学者发文论述春秋吴国的历史沿革,促使我重读旧作,今再发于博客参加讨论。

     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称之为文化。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里,吴文化熠熠生辉,别树一帜。

     追根求源,是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好奇心。一说起吴文化,人们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的是,春秋战国时代,勾吴国的建国、强盛和衰落。因为它是吴文化的起源和基础。泰伯、仲雍让国南迁建吴国、季札延陵世泽让国传家风、专诸鱼腹藏剑刺王僚、孙武摆阵斩姬训女兵、阖闾五战五捷建大城、夫差争霸黄池问鼎中原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国等大的历史变革和事件,均被史学界专家和吴地民众所传诵和接受。

     但是,这些事件一落实到具体的“地望”(发生地点)便歧义顿生、异说不少。

     说起来也情有可原。因为,一者历史过于久远,毕竟是3000多年前的时间,又没有当时的书面记录。而中国的地名颇多重复,地理区划又因朝代更迭而变化极多;二者,中国文化的丰富性表现在人名地名方面,名堂很多。比如,人名,就有名、字、号、别号、绰号、尊称,有时还要注意避讳,改个字什么的,不一而足。地名也是,太多样了。丰富多样虽然是一种优点,但也给后世理解和辨认带来困难;三者,我们说的古籍史料,对于春秋时代古吴国而言,因为至今没有发现吴国自己的史料,多是同时代的别人(别的国家)、后人(秦、汉、唐。。。。的古人)写的文章。这些史料,有当时作者自己的观点,甚至于有矛盾、有错误、有讹传;最后,是我们现代人,总觉得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吴文化的发祥地是件无上荣光的事。因此,对祖上(最少是三代以上),流传下来的民俗、传说、故事和他们几十年、几百年前因为同样原因而建造的建筑、碑刻、地方志等“新古迹”、“新史料”极有感情而深信不疑。

     这四种原因是平心而论的,客观的。因此各地大可不必为某一点具体的不同认识而心存芥蒂,倒是需要互相理解,相互交流、提供研究成果,以求更加真实地接近和重现历史真实。

     本着这种认识,笔者在学习这段历史的过程中,就特别注意不断公布的考古新发现,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人们,了解和理解古代历史的最可靠的手段之一。

    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2007年10月12日国家文物局、中国社科院、江苏省文物局联合考古组对外宣布:在江苏省镇江市所属丹阳珥陵镇葛城村发现的‘吴国城池’,是目前江南发现最早的吴国城池。

     结合史学界对丹徒大港出土的“宜侯夨簋”的研究成果,我们可以有了新的认识和联想。

     “宜侯夨簋”是现存首都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周代国宝。为1954年六月丹徒大港村民在掘土时发现,以后由南京博物院和华东文物工作队再次深入清理发掘。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55年以《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古代青铜器》为题,正式对外发表报告。张敏先生近期撰文,详细描写了1984年又对文物出土地进行的调查。他们采访最早发现青铜器的村民和僧人,过细了解当时村民发现及挖掘的经过。文章分析认为,当时村民因不懂考古发掘的程序,在3米宽3.6米长的范围内,陆续挖掘的三个圆形地坑,相互影响,破坏了原来墓穴的形制,导致初步做出一大两小三个墓穴的认定。但从清理出土的文物来看,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墓。出土文物有五鼎、一鬲、两簋、两盘、两盉、两羊鐏、两兕觥、两磁豆、一瓷碗,以及兵器、车马器、玉饰等、还有人牙七枚。两羊鐏是王侯之权杖的首尾铜器。综合起来看,这些文物说明,墓主人是王侯一级的人物。

     非常可贵的是,当时出土的“宜侯夨簋”青铜祭器上有铭文126个字,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,据郭沫若、唐兰等专家的研究成果,铭文记载了周王改封“夨”为“宜”侯的经过。宜地就是今日之丹徒一带,“宜”字古代与吴相通。但由于铭文残破锈蚀,在金文的今译上而有学者持不同见解,认为第一字不是宜,但都同意“宜侯夨簋”的第一个字为地名、侯为官阶、夨为人名、簋为器名。

     这件宝贝在丹徒大港烟墩山发掘出土本身,就说明墓主人是春秋时期在朱方(秦朝时改名丹徒)的一位诸侯王。对此人,史学界经考证认为是泰伯弟弟仲雍的曾孙周章,而封赐他的是周康王。这些看法与《史记.吴泰伯世家》相合。从时间上判断,泰伯仲雍南奔建勾吴国是公元前1140年,传到周章已是第五世吴王了。时间也是相符的。

     就是说,在丹阳发现的3000多年前的吴国城池,是目前江南发现最早的。除非有新的考古发现,目前的这两个考古成果,可以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:勾吴国建国时的都城是建在今天的丹阳丹徒一带,在当时的地名叫做朱方。

     以后考古的成果有了陆续的发现:2600多年前在今天常州城南的古淹城被确认为吴国城池、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,是确认了公元前515-前496年吴王阖闾时代所建,阖闾城是春秋时期吴国国都。这一认定与《越绝书.吴地记》的史料记载:“阖闾城筑于周敬王六年(公元前514年)吴王阖闾伐楚还师,命伍子胥所筑”相符。考古发现有城有郭,现存堆土城墙残高2-4米,宽20米,四周有护城河。城内有点将台、练兵场、武器库等遗迹尚依稀可辨,出土大量青铜器、兵器、陶瓷生活器具等文物。城池达2.98平方公里,在今天的常州、无锡紧靠太湖的交界处。

     史料确认的勾吴国始建于公元前1140年,公元前473年越国勾践灭吴国,计25世,667年。第24世吴王阖闾代替僚之前的600年多一点的时光,勾吴国的政治中心,应当都是在今日的镇江一带。这不仅从现在考古发现吴国城池的年代和分布情况来看是如此,在镇江、南京一带,发现的大量吴国贵族墓葬群也说明,这一判断是合适的。包括,1984年发掘的丹徒大港北山顶吴王墓,出土了可以确定墓主人身份的“余眛矛”、“尸祭罄”和王侯权杖,认定墓主人就是公元前527年的吴王余眛。是至今在古代吴国疆域内发现的,唯一有铭文可以佐证的吴王墓葬。吴王余眛是勾吴国第22位君主,葬于丹徒大港。他的儿子僚继位时间不长,都城还在朱方。

     那么,专诸鱼腹藏剑刺王僚的事件应当发生在朱方。吴王诸樊之子光,就是阖闾,派刺客专诸杀了吴王僚。在即位前发生了与叔叔季札之间有名的对话,将勾吴国另一座城池引入人们的视线:(为行文的方便,以下的对话是我用现代语言的表述):

     公子光:“叔叔,先君传弟不传子是为了将王位传给您。僚的继位违反先君旨意。如果尊祖先惯例,应当是长子长孙的我继位,所以我杀了他。现在我请叔叔按先君旨意继位掌国。”

     季札:“不可!我继位就是你我合谋篡位,不义!你杀了弟弟,我再杀你是助长骨肉相残,不仁!我将永远离开你,不再进宫!”

     于是季札离开朱方,到延陵扩建淹城,始终不与阖闾见面。

     阖闾待叔叔去世,为更好抵御越国而迁都淹城。应当是在公元前512年了。

     孙武摆阵斩姬训女兵、阖闾五战五捷建大城,就在这一阶段。吴国进入最强盛时期。

     阖闾城地位、地望与时间的确定,一如前述,是2008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功劳。

     在此之前,史学界似乎主流认识是春秋战国时代吴国的都城在苏州。如21世纪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《中国少年儿童版。图说中国历史》明确地写作“吴国为周朝王子所建,初都镇江,后都吴(今江苏苏州)”。

     此一论断不能说错,但稍嫌粗泛,易生歧义。根据现在已经有的考古成果,似乎应当将括号内的关于吴的注释修改为“今之苏锡常一带”。如能写得更加细致一些,则更具严谨和客观,笔者建议表述为:

     “吴国为周朝王子泰伯仲雍所建,初,都镇江,600余年,后期分别都淹城、阖闾、姑苏,为今之常州、无锡、苏州一带。”

     有了阖闾城的定位,一些历史事件的地望也相应清楚了。比如有名的吴越夫椒之战,关于夫椒山位置的争论一直不断。只要看看太湖和吴越两国的大致位置,就会明白越国强大的水军,通过太湖进攻吴国国都阖闾最为便捷;可见伍子胥、孙武在太湖中间岛屿设置军寨是何等高明;如此看来,夫椒山就不会在靠近苏州的位置,而应是靠近常州的太湖中的马山了。

     再如,关于苏州城建城的时间地点的争论也有不少各异说法,甚至有人认为当年伍子胥建阖闾城就是建的苏州城。其实伍子胥在建阖闾城的同时,也建了若干军寨,如,在太湖边上建了姑苏台(今灵岩山)、马杭(史称胥城,在常州南),在太湖中建了夫椒、东山等军寨。严格意义上讲,勾吴国直至被越国灭亡,今天见到的苏州城都尚属未建,更谈不上做了勾吴国的国都。吴王阖闾时期建的军寨姑苏台,夫差时期又在那儿增设春宵宫,为长夜之饮,也就是个“别宫”或者“行宫”吧。这个“别宫”(“行宫”)在越国灭吴时,成为废墟。

     2004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,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,其中的丘承墩特大型墓,被确定为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墓的越国第二大墓。时间为越王勾践时期。

     也就是说,在越灭吴之后方才可能发生,越国的贵族死后葬在原为吴国所辖的无锡县境内的可能。没有多久,越国又被楚国灭亡,原来的吴地就又成了楚国的疆土。楚国的相,就是那位有名的春申君,“请封于江东,考烈王许之。春申君因城故吴墟,以自为都邑。”(《史记》卷七十八)这里的“故吴墟”,应当就是被战火摧毁的姑苏台,春申君“自为都邑”的,应当就是在距姑苏台不远的地方所建的新城,因为在吴地,可能就称为吴城吧。这个吴城应当就是今日之苏州的前身。

     春申君可能鉴于对历史的变化有所感慨,将其中一个城门定名为“胥门”,以纪念那位有先见之明的伍子胥。如果当年夫差采纳伍子胥灭越的意见,历史必将改写。可能就不会有春申君在此建吴城的事了吧!

     秦统一以后实行郡县制,吴城名称发生过多次变化。几百年后,到公元前140年的汉武帝时期,才有《史记》,写作者“太史公曰:吾适楚,观春申君故城,宫室盛矣哉”。1000多年后的隋文帝开皇九年(公元589年),将吴州改为苏州,苏州名称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。

     我们以上利用已经知道的考古发现,大致厘清了勾吴国历史上主要事件的发生地点和时间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,为什吗历史文献对吴国的称谓有时是勾吴,有时是句吴?也听到不少初学者提出这一问题。我在学习这段历史时就很奇怪,为此,经查辞海才明白,原来“句”就有“ju”和“gou”两种发音,后者和“勾”发音相近。

     但是,吴为何叫勾吴呢?

     笔者年轻时有过一次有趣的经历,可能对理解这一问题有所启示:我是北方人,爱人是江阴人。我第一次去岳父家,那是靠近常熟的江阴小镇,美得像周庄古镇一样。家宴菜很丰盛,岳母大人亲切地要我吃“eng”,我听不懂吴语,环视台面不知在哪盘菜上动筷,尴尬得很。爱人将菜夹到我的碗里,才知道原来说的是“鱼”。

     我想到这一有趣经历,眼前联想出现这样的画面:3000多年前。泰伯到了吴地,看到一位渔夫,上前打听地名。由于语言不通,沟通困难,忽然灵机一动,指着一条鱼发问叫什吗?回答是“eng”。周族人崇拜吴山,而古时“吴”、“鱼”发音相同。这样,可能泰伯脑子里就有了在这儿“吴”的发音就是“eng”的概念。因此在定建国名称时,就将吴语对“鱼”的发音作为国名,实际上心里想的是吴。可惜北方周人很难准确发出需要动用上颚和鼻腔发出的“eng”音,没有办法只能加上助音“勾”,一如我们在学习俄语时,为了更好发出卷舌音,常须加上“得”的助音一样。

     这是我的想象,对不对呢?后来查阅1997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增补本,在“句”条下,看到“句吴(gou wu)即吴国。《史记.吴泰伯世家》:泰伯之奔荆蛮,自号句吴。”司马贞索隐:“颜师古注《汉书》,以吴言句者,夷之发声,犹言於越耳。”

     我读过后沉思良久,原来2000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,不然这位颜老先生不会写这样的注释。我们能够看懂他说的意思,但是他只说对了一半。对的一半是“勾吴”现象是因为吴地老百姓的方言造成的,错的一半是“夷之发声”。我们将他的话译成白话:“将吴说成‘勾——吴’,是因为吴地老百姓说方言的声音,就好像将越说成‘於——越’一样。”这里边有个主语问题,是谁将一个音节的吴字说成了两个音节的‘勾——吴’?是吴地的老百姓吗?不对,吴地的老百姓发出的是只有一个音节的“eng”音,应当是外地人不会掌握吴语发音诀窍,仍旧用自己的发音习惯,采用两音节速读来模仿所造成的。

     这在吴地的出土文物上也有所表现:南京博物院于1964年7月发掘的江苏六和程桥墓群确定为吴国墓葬。其中一号墓出土的编钟上,就铭刻着“攻吾文”字样,实际上是用原有的文字来表现这种两音阶的国名——句吴。

     至于流传极广的各种勾吴国的传说,作为一种文化现象,对研究吴文化是极有意义的。可作为民间文学来读,但要是作为历史来读则是不适当的。我们期待有更加多的考古新发现,我们相信历史是会逐步接近真实的。 

(责任编辑:DY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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