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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念私塾

时间:2016-05-29 15:33来源:未知 作者:周国澄
私塾,对大多数人来说,已经很陌生了,甚至有一些遥远。但对我来说,不仅曾经历过私塾教育,而且家里还给私塾借用过。尽管因为时局动荡,时间不长。

      私塾,对大多数人来说,已经很陌生了,甚至有一些遥远。但对我来说,不仅曾经历过私塾教育,而且家里还给私塾借用过。尽管因为时局动荡,时间不长。

      众所周知,教育有公私之分。旧时公办教育机构亦称公塾,有各级地方政府办的如县学、府学,常州工人文化宫内存有县学遗址,市二中即府学堂遗址。中央政府有太学与国子监。公办者,学生食宿全免,一切由政府支出。私塾自然指私办,先生也叫塾师,数千年来其有名者有教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的孔子,有教出张仪、苏秦两位大家的鬼谷子,连“聊斋”的蒲松龄和“难得糊涂”的郑板桥也当过塾师呢。抗战胜利后,解放战争拉开序幕。时局变化,大江以北的部分有钱人纷纷南逃到江南投亲靠友,躲避战乱。我们所居住的常州西门外吴园,来了位投靠表亲的周先生。周先生曾在我家住过段时间;我的金陵大学毕业的表伯父,也暂居于此;还有位人称赵舅爷的老学究,写得一手好字,家境也不错,住院南。三位穿长衫的文化人,几乎天天在我家门厅的八仙桌上摆龙门阵,边上围起一屋子人,听他们用各自方言海阔天空。

      赵舅爷精通易经,以给人写字顺便算卦为业,他讲的历史故事我们最爱听。他还教我写毛笔字,有时他不在,我就应邻居之求用他教我的符咒写在红纸上,贴在有头疼脑热的孩子额头,据说很见效。

      常州刚解放时,到处敲锣打鼓,满街播放《东方红》《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》《你是灯塔》等歌曲,周先生让我与另一孩子,一个扮老头,一个扮老太,腰上扎上红绸子,教我们跳秧歌,常常在院门前哄上一大堆人。周先生叫周立权,出生在苏北阜宁的大地主家庭,家里有土围子和家丁。革命浪潮袭来,家里呆不住不说,谋生也成了问题。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先生是不会放下架子去做小买卖的,于是选择了既能温饱又算体面的教书行当。

      民间私塾,大多设在先生家中,大小不拘,随屋而异,并无鲁迅念书的三味书屋那样的庙堂之气。周先生初办私塾之时,是在我家门厅,这儿自上世纪40年代始,一直是大院的“公共场所”。来念书的其他学生皆邻居孩子,大小从六七岁到十三四岁不等。学费同样不等,有一元二元的,再少些也无妨,总之比洋学堂便宜。先生吃供饭,即轮到哪位学生,就到他家吃个便饭;虽说是便饭,至少得有个把炒鸡蛋之类的小荤。因菜比平时好,所以学生们心里总是盼着轮到供饭,只是吃时规矩太大,很拘束,像是到别人家,小佬不许乱伸筷的。而先生的碗上总是堆着满满的菜,童谣中“先生先,要吃豆腐自己搛”,其实先生通常是不要自己搛菜的。

      我儿时正是院子里孩子断档期,成了大院的“独生子女”;我也以院为家,随意进出于各家各户翻箱倒柜,要吃就吃,要拿就拿。周先生更是喜欢抱我,把我举得高高的,还把我抛起,让我兴奋地尖叫着。私塾后来搬到对门赵家,我吵着要去念书,实质是为了跟先生和大哥哥们玩。

      1949年冬,父母拗不过我,终于答应我上私塾了。他们忙于生计也顾不上照料我,何况读书一直是父亲的期望,他的口头禅就是“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”。那年我6岁,叔父左手搀着我,右手提着香烛和两条云片糕上学去了。从我家走到对门的私塾总共不过十余步,但仪式仍不可省。燃香点烛,我在香与烟的缭绕中给先生磕了头,条糕则分给每个同学几片。记得墙上挂的并不是孔夫子像,而是唐伯虎点秋香工笔画四条屏。大年龄学生读的是《古文观止》之类的字书,我读的是带图的启蒙书,第一课《花》只一个字,特大的“花”字写在书中央。笫二课是《看花》,下来《妹妹看花》《姊姊妹妹都来看花》,每课都有像丰子恺风格的漫画式插图,很吸引人。而后面的《猴子捞月亮》《瞎子背瘸子避火灾》等课文就更好看了。同学中,寿宝、金泉是大孩子,十二三岁。我与有桐等都只六七岁,更多的是8至10岁,加起来有十余人。虽说桌子、凳子由各家凑来,可先生教起来倒特认真。背不出书要打手心的,而且出手很重。仗着先生欢喜我,开始几天有点皮皮沓沓,坐无坐相,居然跪在凳上,冷不丁右脚心挨上一记戒尺,打得我跳将起来。因为从背后打,一点也没思想准备,那铭心刻骨的疼让我从此规矩了许多。写毛笔字用“仿影”,用略带透明的纸复在写有红字的“上大人孔乙己”上。硬笔字则用石板石笔,石板为硬度较高的片岩,与书大小仿佛,石笔是用较软滑石做成,指头那么长一年都用不完。

      私塾上课没课间休息,但可出去方便。为了放松,我们的小便也就多了起来。屋背后有块金奶奶的菜田,田头有两只肥料缸。那就是大伙的厕所了。那块菜地长得特好。看着那些绿油油的瓜瓜豆豆从小苗慢慢长大,爬上高高的架子后,开着黄色、红色的花,甜蜜的香味引来各种蝴蝶和蜜蜂,如能抓到一只,便兴奋异常,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空火柴盒把它关起来,如获至宝,可在上课时偷偷玩。周先生那时刚到而立之年,年轻力壮,对大家又严,我们是断然不敢做出任何恶作剧的举动的。但疯的机会还是有,那就是先生有事外出之际。那一刻,大伙就像玩具总动员中复活的木偶,突然激活了起来,七手八脚,乒乒乓乓,拼桌抽凳,搭台架椅,一刹眼,高台垒好了。于是,最调皮,胆子最大的坐上“龙椅”,像模像样地学着京腔,做起了皇帝;其余人在下面兴奋地喧闹,起哄,敲桌子,拍板凳,平日里的压抑,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      一个冬日清晨,邻居“舅姆”急急敲门:“狗儿妈,不好了,不好了……”妈妈冲了过去,见周先生已悬梁于邻居家东山头。原来,老家有人带信,说家里要进行土改了,作为家族的长子,他作出了最后的抉择。他身上还是穿着那件袍子,那么干干净净,那么清清爽爽,依然一副先生的样子。

      一年左右的私塾就此终结。来春,我和有桐等去新桥(文亨)小学上称之为春季班的“半年级”,开始了六年的洋学堂学习。 

(责任编辑:DY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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